2020年初，我国爆发了严重的新冠疫情，一度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那段时间，每天激增的感染人数，以及铺天盖地的信息和谣言，都提醒我们国家进入了紧急关头。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让我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险。当看到数万名医护工作者逆行奉献，海外华人包机捐赠物资，还有无数志愿者不分昼夜地提供社区隔离服务时，我的心头不断涌动参与抗疫的强烈冲动。由于我的专业是环境科学，毕业后也未曾从事传染病相关研究，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当看到社会不断转发新冠病毒相关的激烈争论，甚至是谣言时，我想作为科研人员，应该可以利用逻辑思维能力，帮助公众甄别一些信息。尤其作为一名党员更应该在国家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于是我果断决定暂停手头科研工作和社区志愿服务，系统梳理新冠病毒相关知识，包括基本概念、传播途径、流行规律、临床特征等。
直到二月中旬，恰巧科技部成立了新冠病毒传播途径专班，亟需专家提供咨询支撑。听闻后，我积极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由于不是传染病专业，开始我非常不自信，羞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几次讨论会之后，我发现周边的有些工作人员和部分专家，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有些是由于网络上对词条的错误解释导致。针对类似问题，我快速梳理了相关基本概念，并邀请权威专家修订，比如有效再生数、母婴传播、无症状感染者等。这些术语解释文本在专班快速传开，对提高讨论效率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我抓紧修改百度词条中的不合理解释，比如病毒滴度的单位“TCID50”。
由于每天阅读大量的最新文献，我对新冠病毒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意识到需要联合多学科专家攻关一些焦点问题。于是我积极组织了北京大学和其他单位的优秀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包括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当时的主要挑战在于，有关新冠病毒的基础研究较少，利用已有信息难以对防控决策形成有力支撑。比如，至2020年3月中旬，中国大陆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率先进入“流行后期”。面对各地逐渐复工、复产、复学，以及境外人员不断回国的情况，持续有效地控制新冠病毒传播成为抗疫工作的关键。此时，无症状感染者造成的病毒传播情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这部分人群的真实比例对相关决策支撑尤为重要，但是缺乏可靠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那段时间，有些知名专家强烈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症状感染者筛查，据说将促成国家决策。
鉴于此，我们独辟蹊径，利用贝叶斯理论构建了无症状感染者评估模型，指出全国无症状感染率极低，并强调官方报道的无症状感染者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阳性，建议国家应重点针对高风险地区人群进行筛查，节约防控资源。相关结果在科技部内部组织的专家会汇报时，引起不小的争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当时治疗无症状感染者的药效评价和官方报道数据的真实性会受到一定质疑，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的顶级流行病学专家都不能很快理解我们的研究结果。面对这种强烈的质疑，我内心也曾怀疑过自己，心想：“是否要坚持我们的研究结果为国家决策谏言？如果错了会是什么严重后果？”于是，我们反复确认计算过程和研究资料，经过严格的推理后，坚持认为全国筛查劳民伤财，没有太大意义。首先，无症状感染者的感染率极低（接近百万分之几）。其次新冠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总体在两周以内，检测一次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需要定期检测才行。如果国家采纳全国筛查的建议，将对医疗和其他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受益的主要是一些核酸检测公司。比如，武汉市的一千万人口，三周测试花费20多亿，但并未筛查出一个发展成有症状的无症状感染者。出现假阳性现象是符合科学规律，只要针对阳性结果增加复测确认即可填补目前防控政策疏忽之处。
最终，我们的观点被接受，并提交给国家重要部门支撑决策。我们的研究思路，也成功解释了日本疫情后期的假阳性现象。相关成果发表在Cell出版社合作期刊“The Innovation”（创新），成为该期刊转发和阅读量最大的论文之一，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
在那段研判疫情的日子里，我们团队随时组织网络会议，经常激烈讨论到凌晨两三点。结束后，我继续梳理讨论内容，确保尽快提供专业的咨询。我家距离志愿服务地点有40多公里，为避开早高峰及时赶到单位工作，需要每天早上六点之前起床出发，这样全天休息时间经常在三四个小时。每次深夜开车回家，我都会打开车窗，让初春的寒风吹醒欲睡的头脑。回想所经历的一次次激烈的辩论，虽被质疑与批评过，但最终得到的更多是鼓励与认可。
天道酬勤，我围绕疫情防控的紧迫需求和攻关目标，协助科技部完成了《新冠病毒传播途径科研攻关报告》、《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研究进展报告》、《环境温湿度变化对新冠病毒传播影响研究报告》、《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流行病学研究报告》等多篇重要的政策建议，并得到中央重要领导的批示和赞赏，为上级部门精准施策节约防控成本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供了有力支撑。
抗击新冠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我们来自哪个专业，只要能保持科学严谨的做事方式和迎难而上的韧劲，都能针对一些问题做出贡献。全球疫情还在继续，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论来自哪个专业，都可以像在临床的医护人员、像做流病调查的疾控工作者、像“召必回，战必胜”的军人那样有奉献的勇气和决心，为保护祖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努力。
（生育健康研究所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