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骢教授是北京医科大学元老之一。他现在还在为北医大“2l1工程”努力工作着。194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6～1951年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与卫生系当助教，主讲公共卫生学。他在早年以专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党工作期间，精力充柿，求知欲强，勤奋好学，学有建树。他那以诚相见的人品，更博得教授们的好评。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预防斑疹伤寒和白喉的研究，还曾与方亮教授等到北京近郊什坊院建立卫生保健站，进行农村卫生调查与防治疾病。这些都为他以后在预防医学、农村卫生与医学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以来，他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秘书，北京医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现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教授以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与北医人同心协力，为北医的医疗、教学、科研以及院校的建设与发展，跻身于国际一流医学院校之林奉献着。
执着坚持理论思维 注重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与应用
恩格斯曾提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彭瑞骢的座右铭。他身体力行，早在1956年就参与了全国哲学规划中关于自然辩证法部分的制定，自此，他致力于自然辩证法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锲而不舍，卓有成效。1992年被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50年代，他在北医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并在《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以笔名发表了“预防为主的哲学思想”一文，对预防医学的发展和预防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为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医学科学的发展，他在北医政治理论教研室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学组，并给研究生开课。1979年6月，吸收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第一线工作的几十位专家教授、教师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成立全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推动了北医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于1980年6月出版了《医学与哲学文集》，书中包括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于临床观察法、动物实验法、群体调研法等的评价和运用问题；对人体从量子到生态系统的多层次辩证关系、生命观、人体观、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医学观等问题的探讨。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思维的锻炼和深化，1979年12月，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倡导、彭瑞骢等组织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在广州召开。与会者根据国情，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既受到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拥护，也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对卫生部正确制定“六五”期间我国卫生工作方针起到了积极作用。
80年代，彭瑞骢的学术思想更加活跃。1983年，他与艾钢阳、邱仁宗等共同讨论确定以临床思维为主题，组织第二届全国医学辩证法学术年会。1984年，彭瑞骢主编的《医学辩证法》出版，并于1986年被卫生部正式确定为医学生选修课推荐教材。1988年彭瑞骢主编的《临床思维及例证》一书问世，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和加速临床医务人员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1985年，在第三届全国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上，彭瑞骢在题为《关于医学的发展战略及其研究》的总结发言中，对医学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医学技术论、医学伦理学、如何从战略上防治疾病、如何借鉴国外经验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论点。并身体力行，写出了《论现代医学的性质和构成》一文，明确指出：“医学是‘医学科学’和医疗保健事业的综合，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概念；构成医学的三大支柱是生命科学和保健科学系列；哲学和社会科学系列；数学和技术科学系列。这种现代医学的构成对于改革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改变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促使医学联系社会实际，促进管理和医学立法、医学伦理和卫生经济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早在1979年，北医建立了医学心理学教研室。1983年以来，在北医先后成立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研室、医院管理研究室、健康教育教研室和卫生法学研究室等；1985年建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部。这些均显示了积极的理论思维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应用促进了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适应医学模式转变 积极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来，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领域中占领着统治地位。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和医学本身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生物医学模式有着很大缺陷。这是美国著名医学理论家恩格尔1977年指出的。彭瑞骢认为，人具有心理、具有社会性是历来如此的。他借鉴国内外有关学术思想和理论，在1981年第一届全国医学辩证法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医学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它可以勾画出“医学科学总的特征”。他强调：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生物医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在当前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却不能不同时看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内在缺陷和这种缺陷所带来的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早在1981年，彭瑞骢与同道们一起发表的《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一文中强调指出：医学模式的转变，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上的转换，而是涉及到许多实际工作必须做出相应改变的重大实践课题。这种转变对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的组织管理、医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努力探索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
早在70年代，彭瑞骢就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只是促进健康，同时也给人民带来新的问题，使医疗保健事业面临新的挑战。1982年，他与同道们一起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需要不断有所发展和提高，健康已经突出地成为人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一种更为高级的需要。在很长时期中，医疗保健事业一直被看成只是一种消费。实际上，现代医疗保健事业已经不单纯是消费，而是具有生产性质的重要部门。当前，必须改变传统的观念，必须把医疗保健事业作为生产部门来加以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求索，吸取中外卫生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彭瑞骢于1988年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党的十三大已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勾划出了蓝图，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思想，结合卫生事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医疗保健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保健组织、医疗保健制度等面临着与经济体制及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对于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很多新的卫生问题和人们对于医疗保健需求的大大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增多、昂贵的医疗设备和医疗费用的高涨等，都要给予认真的考虑。1988年，在由他和同道主编的《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绪论中指出：医疗保健是人民的必需，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对人民必须的事情，社会应给以基本的保证，而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办事。还提出：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可否区别于经济体制，即不存在着根本的体制改革，而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卫生事业的集资、所有制管理等必须与之相适应，进行必要的改革。要发展科学技术、适应新的技术革命，同时要注意控制医疗保健费用的高涨。这样，既能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建设，又要以较少的人、财、物资源，以求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即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他认为：有关公共卫生部分，可以当成福利事业来看待。而对个人医疗服务部分，一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类属于基本必须的;另一类为较高档的医疗服务，可以列为个人消费，开放医疗市场，以满足各层次的要求。这实际上也是他在80年代针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提出的卫生事业改革思路。
80年代以来，彭瑞骢曾一再强调，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如何控制医疗费用高涨作为重要问题对待，要吸取西方国家的教训，借鉴他们的经验：①注意健身与预防工作，特别是对于慢性病的综合预防必须早日起步；②注意推广适宜技术；③注意初级卫生保健；④在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上，注意防止医疗费用高涨；⑤必须有控制地开放医疗市场。
1991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在他所发表的《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战略问题(提纲)》一文中，他分析了时代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与医药有关的重大发展趋势和重大历史转变之后提出：公共卫生的发展早已由环境卫生、传染病管理、改进营养、加强医疗进而发展到一个大卫生系统工程，卫生观已由慈善观、福利观进入社会发展观等值得注意的问题。并就我国国情特点，对我国40多年来卫生事业发展的总的估计，改革和发展问题，预防为主的方针问题，发展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地区医疗保健服务系统，控制医疗费用高涨，发展适宜技术、发展适宜人力，正确对待祖国传统医学、分类指导，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防止“文明病”，开发领导层是卫生发展和改革的关键问题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积极促进“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策略实现
1985年，彭瑞骢随卫生部陈敏章副部长去南斯拉夫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关于“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有关领导开发研讨会。他认为，在国内积极组织地区政府领导及专业领导共同组成的关键人物集体十分重要。通过这样的集体研讨一些问题，对如何在我国实现这一全球策略将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于是，受卫生部委托，由彭瑞骢筹备和主持，于1986年11月10日～21日，在北京医科大学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领导干部研讨会。与会的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有北京、山东、湖北、安徽、江苏、黑龙江等省市政府、卫生部门的领导和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干部，有卫生部和医学院校的领导和教研人员。通过研讨会，使与会的有关领导提高了认识，交流了经验，又联系本地区实际，确定了县一级的战略规划。实践证明，这一侧重开发领导层的研讨会召开8年多来，确实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1994年11月，在区域卫生发展研究会上，彭瑞骢又发表了《区域规划中要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医疗服务系统的建设》。
由于彭瑞骢在卫生发展战略与对策方面研究的卓越成绩，曾8次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技术顾问，参加全球与地区性卫生发展战略的研究，特别是在198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之际，彭瑞骢应邀为这个大会同时召开的专家讨论会的特聘专家。由于他卓著的贡献，他的名字已被《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及英国、美国出版的有关名人录所收录。
彭瑞骢为自己立下的一条格言是:“人到世界上来走一遭，一定要留下点痕迹！”在近50年的奋斗拚搏中，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忠贞不渝，坚定不移，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执着追求，勤奋探索。无论在创建国家重点医学院校，兴教育才，还是在医学思想、理论研究和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等方面，他都有独特的建树。确实，他在中国的医学学术思想和理论发展史与医学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现在，72岁高龄的彭瑞骢教授壮心不已，在卫生部科研基金项目支持下，正抖擞精神，与中青年学者进一步参与国际上对“医学的目的”展开深入研究。祝愿他在未来的探索中取得辉煌成果，促进医学科学与卫生事业的发展，造福人民！
（本文载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5年第29卷第6期第327－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