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毓教授，流行病学家，1928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54年毕业留校随当时来华的前苏联专家攻读流行病学，并任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其后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在47年的教学生涯中，爱岗敬业，崇尚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范，求真务实，为我国医学教育和卫生防病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爱岗敬业 百年树人
魏承毓教授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学生一丝不苟地学好专业知识，而且更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他始终认为高素质人才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魏教授积极钻研教学法，讲求教学效果。他讲课思维严谨，逻辑性强，举例得体，语言生动，但最根本的还是备课态度极为认真，即使对那些驾轻就熟的内容，课前照样精心推敲，不敢稍有懈怠。他常以“骄兵必败”的古训警示自己，以“不小看一堂课、一个实习”自勉，因而教学质量总能得到学生的首肯。多年来听讲学生和教师们普遍反映，他讲课的主要特点是深入浅出，密切联系卫生防病实际，善于利用生动有力的实例，把本来复杂甚至有些枯燥的内容讲得通俗易懂，令听者难忘。不少学生多年后再与他见面时，往往还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当年他在讲鼠疫时举过什么例子，讲国境卫生检疫时又举过什么例子，有的人甚至能相当完整地将其重述一遍。他不仅努力教学生，而且也努力向学生学习，他在50年代试讲血吸虫病时，由于此前从未去过我国南方疫区，对该病缺少感性认识。经过向来自江、浙一带的学生求教，加深了他对不同生态环境下血吸虫病分布规律的了解。数年后当他有机会亲临青浦、湘阴等疫区调研时，联系以前与学生交谈中受到的启示，深有感慨地说“人们常说教学相长，这话太富有哲理与启示性了”。正如《师说》一文中所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魏教授也是青年教师的知心朋友，他关心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不仅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料，而且总愿挤时间去听他们的讲课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能坦率地指出问题所在。在审读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或书稿时，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有时为一篇文章竟写出数页修改意见。前不久国内十余所高校的中青年教师联合编写了《现代流行病学》一书并请他作序，他不仅慨然应允，而且为此翻阅了不少相关资料，字斟句酌，五易其稿，以使该序尽可能如实反映这一著作的内涵。
他重视进修教育，对在职干部的培训情有独钟。曾多次主动承担全国“卫生防疫站站长培训班”、“地方病医师骨干培训班”、“卫生防疫医师培训班”、“流行病学青年师资培训班”等涉及全国的重要培训任务，从全面设计到具体操作无一不付出辛勤劳动并取得了预期效果。除全国性任务外，他还主动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联系，为培养民族干部而尽力，不仅在京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防疫系统举办过两期站长班、一期骨干医师班，还带领教研室其他同志千里迢迢到喀什地区与伊犁自治州分别为南北疆各县卫生防疫站站长举办培训班。这种方便当地的办学方式与结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教学内容，受到热烈欢迎与赞许。他也多次深入内蒙古、河北、云南、海南等省(区)参与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前后不下百余次，仅在河北省的10个地区中，他就为其中8个举办过讲习班，有的甚至持续多年。通过这些实践，他也结识了众多在防病一线工作的知心朋友，特别是学习到不少在校园内学不到的知识与技能，成了他不断汲取知识的又一条重要来源。他常十分自豪和愉快地说：“我在全国卫生防疫界有不少知心朋友，很多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立足校园 心系社会
魏教授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攻读医疗专业并定位于内科，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而当时各种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任务十分紧迫，因此，当1954年春天组织上决定要调他离开内科而改学流行病学时，他毅然服从了组织决定，从此迈入了预防医学的新天地。他在教研室老教师和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勤奋学习，为日后承担教学重任打下了良好基础。他立足校园，心系社会，在做好教学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有益的活动，如河北省保定地区洪灾后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天津海河工地民工中细菌性痢疾爆发的处理、陕西秦岭三线建设队伍中病毒性肝炎流行的核实与处理等。1972～1973年，遵照周恩来总理对云南防疟工作的指示，他受命任北京医疗队队长率队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思茅等地开展医疗卫生及防疟灭疟工作，其后又赴滇西的大理、保山、腾冲一带进行调查。他同样热心于国际学术交往，自1975年以来，曾多次受卫生部委派前往苏丹、埃及、泰国、美国进行热带病考察，或出席有关会议，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他还积极参与国际流行病学协会(IEA)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先后赴芬兰、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与国际同行们进行研讨，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他本人也于1988年被接纳为该会会员。
他一贯热心我国流行病学学会及学术期刊的发展，自1980年流行病学学会成立起，历任常委、秘书、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至今。自1981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刊至今20年中，他连任历届编委会常委并自1991年起出任总编辑，是学会和期刊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对学会及杂志所做的贡献，曾分别荣获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总编辑和中华预防医学会优秀预防医学工作者的殊荣。
十年动乱结束后，他的工作热情倍增，总愿尽可能多地再做些工作，把耽误的十年补回来。这期间曾任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特邀审查员、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霍乱专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传染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腹泻病防治技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流行病学专题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队技术顾问等职。此外，自1977年起，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达15年之久，积极反映社情民意，献计献策，并获政协环境保护优秀提案奖。
求真务实 勇于实践
1956年前苏联专家回国后，这位仅有两年工作经历的年轻助教，又在朱聃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他新的工作里程。朱教授有其特有的治学风格，特别重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际防病工作，因此，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也处处体现出这一主导思想。魏承毓教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参加了在北京、黑龙江、内蒙古及河北等省(区)出现的疫情调查与处理，特别是有关细菌性痢疾、克山病、伤寒及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研究，使他有机会把书本中学到的理论运用到疾病防治的实践中去。1961年我国东南沿海出现埃尔托霍乱，受卫生部派遣，他又全身心投入该病的防治工作，使理论与实践水平均取得显著提高。至今40年来，他始终参与国家有关霍乱防治策略与措施的制定，在推动刊物出版、组织学术交流及编写指导全国防治工作《霍乱防治手册》的每一版本中(1962～1999年)，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发表的涉及霍乱与其他腹泻病的文章中，均以紧密结合实际为着眼点，如“我国霍乱传染的流行近况和防治问题”、“从拉丁美洲霍乱大流行分析我国对该病的防治研究”、“我国霍乱传染源‘冰山现象’初探”、“我国腹泻病防治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动员全社会参与是我国腹泻病有效控制的必由之路”等，都是针对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经实践验证后总结而成。1997年在卫生部主持的世界卫生日研讨会上，他针对近年全球老传染病肆虐的现实发现了题为“传染病再度肆虐人类的严峻现实与原因探讨”的论文，引起强烈反响。在1991年与1998年国内两次特大洪涝灾害中，他根据当时救灾防病的实际需要，先后发表了“疾病与水”和“灾区流行病学调查及疫情处理”的文章，以翔实的历史事实，分析了所谓“大灾之年必有大疫”这一传统论断的社会背景及所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并应邀在多家传媒宣讲救灾防病的基本知识，协助主管部门开展宣传教育，把知识教给人民大众。进入新世纪伊始，针对国内外重大灾难事件频发的种种迹象，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发表了“人类近百年重大灾难事件的回顾与反思”，指出“威胁人类生命与安全的，绝不只是尚难抵御的天灾，更多的还是完全有可能预防和控制的人祸”，建议政府在“制定有关规划时，有必要把伤害的防治研究与重大灾难事件的预防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相得益彰，产生事半功倍的最佳效应”。他在学术问题上从不轻易下结论，1980年他在全国首届流行病学学术大会上宣读的“世界副霍乱在内陆沙漠地区的首次流行”一文受到与会代表，特别是几位老前辈的高度评价，认为此文属世界首次报道，对深入认识与研究埃尔托霍乱的地理分布有突破性意义。这篇1964年撰写的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80年才公诸于世，18年前在文章中阐述的主要论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然是他十分关心的问题，因而于1982年再次在当地进行了18年发展动向的验证调查，并以“内陆沙漠地区埃尔托霍乱流行特征的进一步研究”一文作出了肯定性结论。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由他主编或与同道们共同主编的《实用流行病学》、《副霍乱概述》、《再度肆虐人类的传染病》等著作，均强调求真务实和密切联系卫生防病实际。其中《实用流行病学》(甘肃科技出版社出版)荣获“1989年西北、西南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大百科全书医学卷》、《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及《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等大型图书的撰稿并担任后两者的编委，也是大型参考书《流行病学》的副主编之一。由他担任技术指导与顾问的两项全国性协作研究课题，分别获卫生部1987年与1988年科技进步二等奖。他在数十年教学生涯及相关活动中，曾荣获多种荣誉证书、嘉奖，并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古语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魏承毓教授坚信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在于尽可能多地做些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因此，尽管年逾古稀，目前依然担负着不少工作，但这也更使他深感自己之不足和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很大差距，魏教授总愿以福楼拜的两句诗评价自己“：海是多么伟大，而我的船却如此渺小。”
（本文载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年第23卷第1期第68－69页）
